晏杰雄

诗人王家新曾写下名句：“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1] 这两行诗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写照，也点明了当时写作者的困窘处境。虽然1990年代政治对文学的规约减弱，对写作题材的变宽松了，作家们总算能按照内心自由写作了，但他们遽然面对一个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单位供养机制大多被取消，又要面临生存问题，文人纷纷下海、四处奔波，总归不能按内心生活。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高科技、新媒体与消费文化的爆发式发展，“90后”作家已进入一个迥然不同的时代语境，青年写作的代际更迭加快，甚至已经发生了质的转换，文学史的坐标因之发生了很大位移。 如果说，徐则臣、乔叶、路内等“70后”的青年写作尚在迟疑、谨慎地确认自身的代际位置，反复辨析着作为“历史中间物”的特殊境地，因此写出《午夜之门》《认罪书》《少年巴比伦》等长篇小说，在焦虑的思绪中竭力挖掘时代的体温与人之微末。那么，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则在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经历了猛烈的社会转型过程和西方价值观的冲刷，在《三重门》《小时代》《樱桃之远》等小说中竭力挥洒个性、宣扬自我。他们热切期盼着向外界证明自己，在文学创作上也力图以极强的冲击力与爆发力宣告自身的在场。但因“80后”的叛逆性，他们普遍与父母存在抵牾，长篇小说中人物的挣扎、痛楚或者激进、亢奋，也反映出一些尚未被填补的创伤与诉求。到“90后”这一代，王家新诗中所描述的那种不能两全的处境大为改观，既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又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由于“90”后在成长过程中既未遭受来自社会和时代的重创，也无须像“80后”一般急切地寻求同代人认可或与长辈展开沟通，这使他们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凸显出相当，甚至另类的主体性，可以自然地接纳社会的日新月异，沉浸式地感受各种变化。在叙事上表现为淡然自如、低调谦和的姿态，在说理与抒情上彰显冷静从容、向内寻觅之姿，善于以更高层级的理性取代强烈情感的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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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平淡叙述隐显自我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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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前代作家，“90后”作家在工业化、城镇化、全球一体化浪潮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长大，普遍接受了良好的素质教育和高等教育，具有坚实的知识基础、文学功底，并在叙事的展开中流露出学院派气质。同时，“90后”作家基本为独生子女，获得父母更高的关注度，又缺乏和兄弟姐妹密切交流的经验，更习惯于独来独往，自己对自己的事情负责，注重自身发展。这种专业化与身份，也反映在“90后”长篇小说叙述者的精神气质上。这些文本的叙述语调普遍是平淡的、见怪不惊的。哪怕是主人公遭遇天大的变故，面对生死的极致，都采用一种无动于衷的冷静的语言讲述。在这种平淡语言中，我们能感知到一个相当自我的写作主体。一方面，他似乎是一个内心冰冷的人，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超然于事外，坦然接受命运的一切安排；另一方面，他又让人感到一种沉默的力量，冷眼看世界，呈现时代加在这一代人身上的所有负累，传达出一种执拗的抵抗及内心更强烈的渴求。“主体性是个体认识自我和占有自己全部本质的前提，也是个体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前提。”[2]“90后”作家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充分调用自我主体性，使得人物塑造和个体的自我认知皆抵达深刻。即便是那些将叙事背景放置在过往年代或异域场景下的作品，亦不断延展自我的边界。

如有的论者指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体现在叙事心态层面，也即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经验的‘90后’作家在书写城市时，不再是猎奇性和景观化的感觉表达，而是多了客观性和祛魅化的笔法。”[3]与“80后”不同，城市在“90后”眼里，不再是象征物质和欲望的他者，而是自身习以为常的一个生活场域。在他们的长篇小说中，城市已不再如前代作家作品中那样象征虚幻，仿佛“始终是一个幻象，它是一种不可能性的存在”[4]，而是进行了“落地”处理，街头巷尾、职场社区等均和谐地作为一个个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存在。主人公在其中拥有天然的归属感，小说的叙事也浅淡、平和，带有现代生活独特的烟火气。例如，郭沛文就将《鹌鹑》的开场设置在长沙的一个臭豆腐摊上，从女店员刘嫣然在发现一位顾客是多年前曾相熟的女孩后，对现在的她进行观察切入，自然鲜活且接地气。小说还涉及较多对长沙标志性场景的描写，如以主人公鹌鹑的视角谈及长沙的一些热门景点：“平日里的太平老街就是这副模样，作为长沙市区最热闹的旅游景点之一，它和国内大多数的小镇风情街没有太大不同，吃的、喝的、纪念品、特产、酒吧比比皆是；仿制的飞檐瓦和旧式木门窗，招展的酒旗，毛笔字牌匾，所有这些都是装出来的老气，鹌鹑不理解，为什么游客们都吃这一套。”[5]其中表现出以理性的目光对城市做出审视，鹌鹑随性地对长沙对游客的吸引力进行个性化思索，也流露出新时代青年人从容、自在的城市新感觉。即便写异地城市，“90后”作家也同样保留这种自在感。在周宏翔的《当燃》、栗鹿的《致电蜃景岛》、冬筱的《流放七月》等小说中，人物在上海、重庆、雾岛等不同场域间流动，始终对不同城市均葆有天然的亲近感。作者或围绕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展开，或聚焦个体的心流与思绪涌动，以细腻而真实的笔触勾勒当下的人与事，在平淡叙述中得见真章。范墩子的《抒情时代》同样带有明显的平淡叙述表征。叙述者聚焦于小镇青年的真实生活，凭借逼真且精彩的想象以及魔幻色彩的叙事风格，着重刻画了青年一代的命运波折、情感纠葛与内心世界，《抒情时代》可以被视作一部展现当代小镇青年精神成长的“命运交响曲”。在作者的笔下，生命无贵贱之分，理想亦无高低之别。小说以杨大鹏、梅梅、张火箭、骡子等人物的成长与情感经历为线索，呈现了生命原始状态下的纯净情感。无论他们选择留在小镇、乡村，抑或是走向城市，面对社会的变迁与个人的选择，他们的故事皆蕴含着温暖、孤独与深刻的生命记忆。吟光、冬筱、宥予等生于或久居城市的作者，以平常心态面对城市繁华景观。如《港漂记忆拼图》中写道 ：“望见维港旁的一座长方体楼面如今成了屏幕，银灰色钢铁披上亮彩，在光影流动中变幻璀璨……曾经的赵宁会惊呼于光影之美，如今的 Amily只把头一昂，憋回眼角的泪。”[6]女主角旅欧回到，已换了英文名，望见维港楼面大屏幕、银灰色钢铁、流动的光影等现代大都市元素已无惊艳感，而是多了倔强、淡泊与苍凉的心绪。

《鹌鹑》

郭沛文

中信出版社

2020

此外，自我主体性的充分建构，还让“90后”长篇小说自然而然走向个体的心灵表达。他们不再试图渲染浮夸奢靡、灯红酒绿，也不再追求站在历史高度上去审视现实，把微小事件放置在宏大的社会命题下去剖析，而是允许一切如其所是。因此，在这些文本中，抨击现实黑暗或命运无常的内容相应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心灵本真的显露和对“何为生活”的思索。从主题到用语、从叙事到抒情、从人物塑造到场景构建，“90后”作家们均更加注重自然性和亲切性，让文学表达契合他们对人生与同代人心灵形态的理解。如王闷闷、周宏翔、周朝军等“90后”作家以生活为基点，创作出《日久天长》《当燃》《九月火车》等闲适温馨、充盈生活感知之作；麦洛洛、王苏辛、冬筱等自然而然地选择以更富思想意蕴的情感为底色，在《尘寰》《他们不是虹城人》《流放七月》中寄托宁静的眺望与浅淡的哀伤；宥予、索耳、路魆等则加大了精神分析的比重，在《撞空》《伐木之夜》《暗子》中，让主人公不断进行自我揭露和存在性确认，放大自身记忆和心灵感受。

置身于互联网环境和全球信息交互极为密切的时代，“90后”作家还拥有了灵活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对各类事件的发生往往表现出相对淡然的接受态度，更加处变不惊。这些代际性格投射在文学创作上，一方面，展现为“90后”长篇小说对近年来新涌现的生活模式、科技讯息、职业道路等内容的自然接洽。如包括《当燃》《撞空》等在内的不少作品，都涉及主人公与他人在城市中合租、赴海外求学、在景区开民宿、合伙创业等经历，并涵括建筑师、基金投资人、会计师、网络红人、足球运动员等新兴职业。但其中却无悬浮夸张之气，皆是从当下社会现实出发的本真表达。如栗鹿在《致电蜃景岛》中谈及晚弥的博主身份时写道：“虽然不算头部，但凡是与美妆挂钩的，商务上就吃香。好的时候，一次推广就能拿六位数酬劳。她在音乐学院附近开了个工作室，招了两个助理，一个负责写台本，另一个负责做造型，摄像和剪辑都是外包的，还有一个生活阿姨照顾日常。”[7]三言两语就对当今时代青年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交代。语言朴实简洁，不带褒贬之意，既不对坐拥百万粉丝的博主群体另眼相待，也不对这类不同于常规工作模式，看似低投入、高回报的收益方式或奢靡生活多加渲染，而是通过平静的叙述展现一种真实。其中隐隐透露出“90后”作家对还原现实的某种追求和一种文学初心的回归。

《致电蜃景岛》

栗鹿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

另一方面，不动声色地完成信息重组，是“90后”作家惯用的表述方法和语言风格，从中亦可窥见他们叙述情感基调的转变。即不再以主观意志介入和干涉他人生活，而是更广泛地秉持“主体自洽”的生存理念，采取以逻辑为导向的客观陈述，展现个体“向内求”的心路历程。不论是《冷雨》《伐木之夜》还是《撞空》，主人公都选择凭一己之力在社会边缘游弋，处理自身所面对的课题。自由度和生存条件的显著提高，使得“90后”写作不受生存围困，他们可以坚持个性，写作显得冷静从容，甚至有些冷漠。有学者指出：“90年代出生者就很少有人提及物质条件问题，但是，物质条件的改善并未使受访者的相关记忆更‘美好’，实际上就像后文所揭示：他们的记忆更平淡无味。”[8]面对更加同质化的“求学-升学-工作”的成长路径，“90后”作家想要完成创作的突破，就更加需要发挥个性。从目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来看，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在对自身记忆、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挖掘的同时，展开大胆的文学想象，在想象与现实无缝接合的基础上，引出对人性和社会的反思。譬如，李唐的《月球房地产推销员》就将场景设置在高度赛博化的未来时空。小说中“巴别塔”的电梯直通云霄，还设定了一坐上去就可以窃取人类记忆，以图像形式导出的“驾驶舱”。书中写到“我”在坐上这个位置后面对的情境：“‘笑面虎’站在电视机旁边，饶有兴致地观察我的反应。我终于认出来了：画面里有时是我的客厅，有时是我家附近的街道，以及众多我生活中熟悉的场景。我甚至还看到‘拍摄者’潜入了我的卧室……我感觉浑身发凉。”[9]作者还详细描述了“效率委员会”对普通民众实施的思想控制，他们不仅不允许人们产生“失落”情绪，将其视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根源，还人民要将“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作为自身追求。被定义为“野生诗人”的“我”也被抓去进行思想改造，并被强迫签订霸王条款，成为“写作工厂”的写手，完全按照他们的“准则”来创作。种种束缚人性的将人在思想控制的恐怖阴云之下，带有如乔治·奥威尔《1984》一般强烈的社会讽刺意味。

同样，李唐的《身外之海》、王陌书的《幽灵备忘录》、路魆的《暗子》等作品也是在增加想象元素的基础上铺设对现实的隐喻，完成一种寓言式书写。如有的学者所言：“文化激活了人的主体性并赋予人以文化生命，使其超越自然生命的‘有死的’（moral）而获得‘不朽的’（immoral）使命。”[10]寓言和隐喻是由背后的文化主体发出的，这些作品也透露出了“90后”一代作者的新时代文化构成，以及由此塑造的文化性格。不论是看似冷酷的刺客梦生，或是被日本人作为间谍培养的阮青丝，还是身为艺伎的百合子、阿玉等人物，虽然均从事违心或另类的职业，但他们心中都保存着信仰与对于美、爱的向往。这使得他们不论身处怎样悲惨、艰难的境地，仍然能坚韧、坚忍，顶住压力，保有解决问题的力量与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这也是作者自身主体性的文学流露。他们尝试从一种超越性的维度俯察自身所处的历史节点与时空坐标，以达成对自身主体性的深度体认，并在《苔》《流放七月》等具有史诗性追求或浓重追忆意识的长篇小说中，致力于继承永恒的历史遗产，重新俯察自我和世界的边界，展现出对由自身所建构和宣扬的文化的自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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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务实写作与触摸世界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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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作家一出生便置身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文学的市场化运作使其作品具有天生的文学消费优势。但实际上市场推动文作的快车，已然被“80后”作家的青春文学占领大部分空间[11]，“90后”作家的身份焦虑使得他们不得不思索如何在网络媒介的融合写作中开辟新的文学路径。为摆脱青春疼痛书写的文学标签，“90后”作家遵从内心生活经验，以务实写作构造出指涉时代现实的“经验共同体”。他们所构造的经验共同体，不仅追求自我经验的相似，而且出于表达自我主体性的需要，将个体经验的相连放置于时代场域，写自己眼睛直观的社会图景以及对同时代真实的心灵感受。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年轻的一代写作者，他们的长篇创作并没有“80后”那一代的飞扬或黯伤气质，而是体现出一种务实写作的品格，文字运用相对朴实，实在地指涉一些现实质料或具体心境，努力触摸世界物性。物性，通常指物的面貌与性质，作为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中形成的属性，它又以物质关系的身份连接了人与客观世界。其背后所内蕴的人与物、社会与自然的双向互动，成为“90后”作家现实关怀的对象。

巴尔扎克曾言：“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12]作家将生活材料作为创作源泉和原型启示，通过艺术真实将其提炼到文学作品中，从而借文学真实揭示社会生活内蕴的本质。 “90后”作家似乎回归了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从纷繁的社会生活空间中采集着具有社会意义的生活真理，以纪实性表达和坦陈式心灵陈述，自觉记录着现实当下真实的发展态势与精神病症。他们以个体的生活经验为起点，构建生活真实的特色场域，并以极高的艺术真实同步记录着所处时代的心路历程。在周恺的《苔》中，真实历史事件下川南人民的生活状态被如实地铺开，以“信史材料”的高度构成一部晚清乐山的生活史，小说介绍了地方团练的分级方式、茶馆酒肆的生活空间细节、袍哥买办的黑话，甚至是清末学制的设置。作者经过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对于晚清时期乐山民间生活的文学处理，在艺术真实上抵达了田野调查的精确度。秉持“艺术真实”的创作理念，“90后”作家还引入了大量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元素，如《撞空》出现了电影《方形》、韩国综艺《新西游记》、海底捞等非虚构元素，《身外之海》也将城市化作为背景引入“乌托邦”的文本世界。在《身外之海》中，主人公作为小镇中唯一的，却不敢迈入森林拯救女孩：“说实话，我很担心女孩的安全。流言里那头会说话的狼，即使我没有亲眼看到它，但它的阴影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它是未知的东西，正是未知的事物才真正的可怕。”[13]小说中，森林中的狼透视着现代城市人的内心，森林里冻结的时间与城市生活的浮华喧闹相对应，住在树上的赵柚代表着现代城市文明中受到家庭暴力等伤害的孩童，森林的未知实则是现代城市的隐疾。而“我”的出逃目的地海边小镇，则让人能在快节奏时代中真正思索个体的存在意义。由此，作者将生活现实问题落到具体的文学语境中，并对同时代人面临的生存问题进行集中概括与提高处理，使得虚拟的森林与小镇闪烁着现实生活的生存哲思，从而彰显了“90后”作家以务实书写时代生活的追求。同时，“90后”作家还不讳地将生活的与真义以“内聚焦”的视角袒露出来。不同于传统小说按照故事自然发生的逻辑叙述，“90后”长篇小说常常将叙述者与人物等同，即借助人物的意识感知与活动，从人物的内视角出发叙述其所经历和体验的世界。[14]如《撞空》在描绘异乡人何小河的生活时，依照主人公的主体意识实现了时空脉络上的跳跃。前女友以一句“你没有生活”评价何小河，让他可以穿过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随时随地回忆审视自身的生存状态。这种依照主人公思绪进行叙事自由衔接的轻意识流手法，实则向读者提供了一个悬浮于都市生存的个体视角，让读者也置身于逃离生活的人生旅程，在“生活在别处”的现实冲撞行为里得到心灵上的短暂喘息。

与关注人的自我主体性相关联，“90后”作家将自我精神世界投射到社会发展语境的物性中。拉图尔在其物性美学中提出的“拟客体”概念，较为切合“90后”长篇小说所反映的物性内涵。“拟客体”的发生区域位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相对于自然，拟客体更具有被构造性和集体性的特征，但又未完全超出社会承载范畴；而与社会投映相比，拟客体又更加实在，具有非人类的自然特征。[15]拟客体这一既有自然实在性、又有集体性特征的存在，于人和物的纠缠中打破了主客二分论中物的被动状态，进而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对称性的相对状态。“90后”作家深入时代现实发展进程，探寻如拟客体般存在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杂合子”，并在人与物长期的相互作用中，发现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与现实的原生形态。如有学者言：“文明是人性与物性的双向打开。”[16]现代文明的物性，必定反映着现代的人性特点。正是人性与物性的相互融合，才能形成拟客体在自然与社会间隙中的自由活动。因此，与物性紧密相连的人性特征，也自然地被统摄进“90后”作家重点关怀的领域。作为成长于社会巨变洪流中的一代，“90后”作家以极强的敏锐性直接面对世界与现实，通过暴露社会问题，实现对物性与新时代人性的关怀与触摸。如郭沛文《刹那》，即取材于真实的2009年某地音乐节谋杀案，作者用“现在-过去”的交叉叙事结构，将现实原型转化为悬疑故事，大胆地将众筹、互联网传销、非法集资、伪造户口等社会热点问题暴露出来。作者带领读者横越临澧、长沙和常德三地，将对现实原生形态的感知，化作音乐节谋杀案背后的人性暗流，意在以凶杀案所涉及的疑犯、普通市民等个体的道德困境，窥见社会城乡流动与地方文化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物性。郑在欢《雪春秋》的书名由杨大雪、苗春蓝、沈秋荣三个农村女性的名字浓缩而来，并与农村女性雪天般纯洁、秋天般萧瑟、春天般觉醒的生命历程展开互文，分阶段书写了农村女性的个体成长史。在以普遍性象征意义指涉底层女性生活的叙述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农村进城者在面对生存困境时激发出的叛逆而又坚强的人格，又能以此为镜，看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各种社会物质关系的连接。

《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

[法]布鲁诺·拉图尔

刘鹏、安涅思译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与此同时，作为在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90后”作家在其务实叙述中还做到了以先锋艺术触摸现实物性背后的人性人格。现代意识转化为他们的写作思维，沉淀进部分实验性的小说笔法中。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相似，王苏辛《他们不是虹城人》同样将一段漫长的历史安置于短暂的时间线中，以家庭为中心探索跨越几代人的隐秘家族史。但区别于马尔克斯提供拉丁美洲的历史缩影，作者更为细致地通过书写两家人的命运沉浮，来透视个体抗争生活的顽强生命形态。苏、曹两家人所面临的个体物理生命与精神自我的、与时代所造成生存困境的抗争，以及苏幕遮和陈绮蓝关于个人朴素情感体验的爱恨纠缠，本质上都是个体置身时代现实所经历的人生选题，以及面对生存困境所显示出来的人性特征。因此这部小说实则是以悬疑、魔幻的艺术形式外壳，承载了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文化人格。可以说，内含先锋意识和现代主义品格的“90后”写作，在内在文体悖论与个性张力并存中，切实地触摸着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物性与人性人格。

“90后”作家不仅在社会发展中感知现实物性，还开拓着地方性写作，深入到地方自然与历史的交汇处，感知文化物性。地方性生活场域所具有的情感经验与文化知识，一方面从自然地理风景中汲取天然养分，另一方面又通过地方风俗与独特的社会生活形成地方感，从而给予作家以地方性写作的精神灵感。可以说，地方性写作本身即是一条探寻自然与社会交融中“杂合子”的文学通道。区别于传统乡土文学作家，“90后”进一步拓展了地方性写作，他们不仅自发地书写家乡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图景，而且有意识地关注地方自然与历史民族交融间的物性，从而在逆全球化潮流中切实地寻找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川蜀小镇的成长经历，让周恺自然而然地使用了乐山方言。在《苔》中，他描写独眼龙暴力逼问张石汉的过程，仅由二人一来一回的方言问答展开。在张石汉还未意识到是独眼龙时说：“啥子碑？我哪儿晓得刻的哪个的碑。”[17]此时的不屑与高傲，仅靠乐山方言的声调起伏及直率特点，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后经独眼龙使用暴力手段，张石汉卑微又慌张地说：“哎哟。我个石匠，咋认得到舵爷。舵爷哎，留碗饭。”[18]量词“个”、副词“得”及频繁的语助词等，似口头禅似的方言加深了其情绪紧张的程度，也在摆龙门阵般的人物话语间加深了巴蜀文化的魅力。恰如作者所言：“方言背后的民间和江湖，它是伴随着方言出现的，都不需要作家太过用心去经营”[19]。在《苔》中，方言的渗入已经不止于人物间的对话，而是深入到地方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拉幺滩、制烟草、烹菜肴、袍哥绑匪等蜀中特色生活，直接被作者以乐山方言的形式呈现于小说中，真实再现了晚清四川民众的生活图景。

对于难得拥有地方性成长经历的“90后”作家而言，方言已经成为一种地方思维的自然表达，但还需将这种地方性自然与民族性历史相连接，才能真正完成对故乡丰富物性的完整映现。“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保路运动”等真实历史事件被囊括于《苔》对嘉定（乐山旧称）自然地理与社会文化的书写中，李世景与刘太清两位双胞胎所经历的人生命运，也通过个体在乐山的生活史，折射出晚清的时代变化。可以说，《苔》提供了地方性与中华民族总体性融合的写作样本，以历史的高度完成了对地方与全民族物性的触摸。李唐《上京》所述故事发生于“五四”时期，军阀割据、学生运动等真实历史事件被融于老北京的生活情景中，作者真切地触摸到了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北京文化背景下的独特物性。尽管为营造刺杀题材的幻想性和传奇色彩，李唐舍弃了用北京方言写作，但其仍如数家珍般铺叙了白塔寺、九龙山、西山、胡同勾栏等独属于北京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建筑，以及茶馆听书、看冰床竞赛、喝大酒缸等社会生活情景，以至于北京城市社会文化肌理的深厚性已经盖过了刺杀故事本身。由此，“90后”作家于触摸地方物性间，实现了在地感与中华民族特性的杂合交融，真正以文学形式触摸到了地方与民族国家共通的文化脉搏。

《苔》

周恺

中信出版社

2019

恰如李唐所说：“把内心感受极致地写出来了，就能反映时代。”[20]“90后”作家内心对于物性和人性的触摸、对时代心灵的感受，都被他们以反映生活真实的文学书写态度，精炼地呈现于其充满艺术真实的长篇小说中。尽管“90后”长篇小说的文本世界是虚拟的，却无处不闪烁着对现实的真实映射，同时代读者亦能在复现现实生活逻辑的务实叙述中激发共鸣。由于对物性的共同感知以及相似的生活经验，读者真正成了“90后”作家所经营的“经验共同体”，在阅读作品中与作者展开跨时空的交互主体性交流，一同在社会现实中务实地触摸世界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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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感与青年现代经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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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超大城市的建立，城市逐渐成为容纳现代经验的生存场域与文明形态，作为一个现代性符号与传统农村相对立。作为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成长起来的一代，“90后”作家对城市脉搏有着最为真切的体验和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城市经验的祛魅。其文学创作根植于自小便熟悉的城市生活，城市元素在文本中的显现就像呼吸一般简单。如《刹那》中关于橘子洲音乐节的设置，《撞空》中对网络暴力的描述，《雪春秋》中对美甲店、化妆品专柜的描摹，这些对城市景观具体生动的刻画，来源于“90后”朴素的记忆资源。同时，生长于现代化全面推进的中国历史新阶段，“90后”作家在时空维度上远离历史年代，其生命历程与宏大的历史叙述间存在一定距离，且受计划生育影响，“90后”作家普遍是独生子女家庭出身。这样的成长环境极大程度地滋养了这一代孤独的主体性。他们不再如同父辈那般生活在多子女的家庭中，拥有血缘一样的兄弟姐妹，也不再与厚重的乡土历史具有亲近的联系，而是普遍重视自我体验，内心敏感丰富。这些成长经历折射至创作中，表现为突出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90后”长篇小说贴近青年人的生存处境，直接根源于他们在城市中累积的生命历程，具有十足的城市感。这种城市感即表现为，作品叙事中饱含城市元素，内容上重点关注城市问题并围绕其展开，精神气质上充盈着城市青年人所特有的虚无、冷淡、疏离之感。城市感是现代青年经验的表征，根植于青年人涌流的内心所思，是当下青年亚文化的滋生和存留之地。

相比前代作家将城市作为现代性标识的肯定与向往，“90后”作家对城市的感受习以为常，表现出后现代主义式的隔离与拒斥姿态。他们不再对现代城市的迅速发展感到新鲜，而是厌倦于这种无处不在的变化，并因此感到身心俱疲。在他们的作品中，梦想的激情悄然褪去，城市不再是璀璨夺目的理想之都，而是蒙上了一层冰冷的灰度。其文本中常漂浮一个封闭孤独的心灵主体，周身弥漫着空虚、寂寞、疲乏的精神气质。这种孤苦无依的漂浮感，恰如本雅明对城市中的游荡者的描述：“如同一个苦行的动物，他大步穿过不知名的角落，直至最后在他感到陌生的、冷冰冰地让他进入的房间里，他陷落在极度的劳乏之中。”[21]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离开了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熟人社会，被货币量化为原子化的个体。他们缺乏目标和存在感，依靠游荡抵抗着现代压力，在漂泊中寻找迷失的家园。在《撞空》《身外之海》《生活隐瞒了什么》《伐木之夜》等小说中均能看到这种对自身存在和确定性的怀疑与探寻。在本雅明眼中，游荡者是现代性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于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如同一只乌龟蜷缩在自己搭建的小世界中，以孤独的姿态审视和旁观着外部世界。这种与外部环境保持一定距离的游荡，内含着对现代生活的无声抵抗和对自身处境的彷徨无措，是“90后”长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景。《撞空》中的何小河离开了豫东的故乡，却始终无法融入广州这座大都市，最终在迷茫中徘徊流浪。其中，女朋友对他“你没有生活”的评价仿若一句判词，将主人公置于被审判和自证的处境之中。《身外之海》以虚构的海边小镇承接现代城市的种种问题，构成一个城市病症的疗愈之所。其中描写了一头无法回归族群，也无法亲近人类的狼，这一形象的设置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生活的荒诞性，表述出现代人难以言说、无法分享的孤单。孙阳《生活隐瞒了什么》中的“我”始终与世界有着隔膜感，永远游离于社会中心之外。作者以细致的笔法描述了“我”与身体中另一个自我相处、搏斗的过程：“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如一只巨大的蝙蝠倒挂在客厅灯上……我仍旧看不清他的模样，他像一个反复出现的立体的梦。”[22]这些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形象或许在具体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其精神内核有相通之处：即均为与自我反复揪斗，在生活的困境中不断寻觅探索，但始终难以找到出口和答案，其基本的精神色调是虚无和孤独的。这种体验，实则正是“90后”作家独有的城市经验的具体表达。数字化、技术化的浪潮下，城市如同一架精细苛刻的机器，准确高速地运行着。如本雅明所言：“在大都市的人流中行走对单个人来说，是以一系列惊颤和信息冲击为条件的。”[23]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中，现代人的生命经验被层出不穷的信息频繁冲击着，传统式的圆融统一的生活被切割为不稳定的碎片化形态。当一切都不再稳定，失去规律，人们的生活也失去了锚点，充斥着虚无、倦怠之感。与城市生活深度捆绑的“90后”作家准确感知到了这一点，一切坚固的终将烟消云散。根源于自身的现代性经验，他们使纷乱和无序构成小说的精神底色，文本中漂泊着无所归依的孤独和焦虑。

《身外之海》

李唐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

如有学者认为：“青年问题是一百多年中国现代性的最核心问题。”[24]青年问题与现代性关联紧密，息息相关。青年具备成长性，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是组成社会生活的先锋。其精神空间之广阔、内部生命力之饱满，滋养着现代性精神的生发。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社会中现代性问题的指向，映射出现代性精神的实现路径。“90后”长篇小说浸润着青年作者原初的都市现代经验，在虚无、孤独的文本风格下，作品或多或少涉及“自我放逐”的精神主题。作品中的角色在经历剧烈的自我动摇、怀疑之后，陷入一种放弃、拒绝、停滞的精神状态。这种拒绝奔跑、缓慢躺下的生存境况，精准指向当下年轻人对“躺平”态度的选择。如《生活隐瞒了什么》的结尾：“我放弃了一切角色，无论是在群聊中还是在世界里。”[25]《撞空》中的何小河在经历网暴后，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个流浪汉游荡在城市中。《伐木之夜》中的小关最终在自我迷失中放弃对未知世界的反抗。《身外之海》中的“我”是一个从大城市中出逃的人，携带着创伤来到小镇。由此可见，不同于前代作品中的“进城者”形象，“90后”作家聚焦于在大城市中受伤的“出逃者”形象。这些人物往往呈现受尽消磨后的缺损、匮乏姿态，对城市生活充满厌倦对应的正是激烈竞争环境中的“躺平主义”。在技术赋值的时代背景下，一切都被按下了加速键。在过度竞争的倾轧下，改革开放初期父辈们靠奋斗便能获得成功的案例已经成为过去式。边际效益递减，努力的回报比大大降低，不在少数的“90后”青年陷入身心过劳、勤勉无效的生存困境中。在此背景下，“躺平”姿态本质上是一种撤退和软抵抗，是从激流般的生活角斗场中退缩回自己构筑的小世界。这种姿态是自保和安于一时的，因而不具有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在“9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只顾当下的、瞬时性的规划和思考。小说文本由鲜活的青年城市经验构成，其中对年轻人困窘处境的刻画真实可感，但在结尾部分，往往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未知状态。例如《撞空》中依然流浪的何小河、《伐木之夜》中被迫接受现实的小关。主人公最终依然是迷茫的、悬而未决的，在叙事中仍然表现为一种飘摇不定的流浪状态。小说并未在精神指向上给出明显的出路，主人公面临的问题从始至终未得到解决。

“90后”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面向市场、直面当下城市生存的坦诚，接纳了某些大众文化元素，展现了当下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时尚元素。正如有的论者所言：“精英文化的习性倾向于保持审美主体与客体间的距离，而大众文化倾向于取消这种审美距离。”[26]成长于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享乐文化、消费文化是“90后”作家熟悉的文化图景，因而部分长篇小说中难以避免地渗入了流行性、大众性的元素。在内容表达上，首先表现为一种贴地而行的写实感，使用几近非虚构的叙事方式，小说所述与当下生活状态精准接轨。其中，小说主角一般选取青年人，人物的生活细节与当下青年人的真实生活相吻合。例如《生活隐瞒了什么》中，流行音乐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抚慰着主人公动荡的心灵。“我”在妻子怀孕后、心情轻松时会哼唱起《亲亲我的宝贝》。小说对周华健、齐秦、王杰、毛阿敏等具有时代标志性歌手的引入，一方面精准地交代了角色所成长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也借流行音乐表达主人公不同的心境和生活状态。流行音乐这类亚文化元素的嵌入，增加了文本与读者的联结，使得文本内容具有细腻的生活质感，一代青年的生活情态如在目前。与此相似，《撞空》细致介绍了何小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外卖软件、乘坐的地铁站名、吃的火锅店名，通过一个个具象化的写实细节，建构起一个与当下城市生活空间并无二异的文本空间。另外，根植于都市文化经验，“90后”作家的用词在一定程度上与“新生代”作家卫慧、棉棉等的语言表述有相似之处。在《撞空》中，流行的商品词汇频繁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如“IPO”“山姆会员店”“《致命女人》（美剧）”“盒马超市”等。这些名词均为现代生活的产物，起到标签化的作用，为小说语言增添了商业气息和都市时尚感。文本空间因而具有一种拔地而起的真实感，它们贴近生活场景和青年人的心灵处境，呈现了当下社会流行的亚文化风貌，能够与年轻读者的私人经验产生共鸣。小说文本富有大众化特质和时尚感，同时也以微观切片的方式，展示出新媒体、数字化时代的一隅。

区别于传统作家依靠生活经验和阅历来写作，“90后”作家可借助网络技术的搜索功能，调动知识信息来弥补自身阅历的不足。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轨迹与“90后”作家的成长步伐相一致，数字化媒体构成青年现代性经验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也即“90后”作家在继承写实传统的同时，融入丰富的新媒体艺术元素，不少小说内部可见对网络小说创作模式的借鉴。例如《上京》讲述初年一个刺客上京执行任务的故事，具有浓烈的幻想色彩，人物众多，内容复杂，情节富含悬念。作者以一种严谨细致的考据精神，建构起“京城”这一故事空间的一砖一瓦。这种对故事发生背景的精细勾勒，类似于网络文学中的“世界观设定”方法。“世界观在游戏里指包含一个虚构世界并以此为核心的一套设定。”[27] 设定是小说工具性的支架，辅助世界观的构成。在部分“90后”长篇小说中，世界观是小说内容中的宏观框架，包括具体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人物等关系设定，是文本世界得以运行的一套逻辑。《上京》的世界观设置为时期的京城，整个小说围绕此世界观进行布置。时代背景、人物、文化风俗等设定被描摹得清楚真实，每处细节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印记。如《新青年》杂志、旅店中的藤椅、阜成门外的骆驼等，这些细节恰如游戏背景中的装饰，得到了妥帖的描写和安置。因而故事发生的空间场所得到了生动的复现和展示，富有浓厚的京城文化底蕴和生活气息，能给读者带来鲜活的真实感。与此同时，作者采取诗意的书面语写作而非北京方言，这种地域和语言的割裂更凸显文本世界的“架空感”。整个文本空间如同一个大型的游戏程序设定，是一个根源于现实生活、但脱离于现实生活的异世界。作者则是这个庞大游戏世界的创造者，以工匠般的精神将每一个细节设置好。与此类似，长篇小说《刹那》《暗子》《身外之海》的结构也遵循网络小说世界观设定的逻辑，虚构的故事空间充满幻想和悬念。艺术思维整体上是网络式的、碎片化的，在具体的空间设置上，呈现出流动、分散、并置的形态特征。

《上京》

李唐

中信出版社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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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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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文学原创的接续逐渐成为文学界普遍担忧的问题，也成为各级文学组织重点关注和主抓的工作。作为青年文学力量，“90后”作家毫无疑问是新时代文学的希望所在，理应成为当下文学的主体支撑；作为重型文体与国家文学品牌，“90后”长篇小说可以称之为新时代未来文学第一文体，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事实上，“90后”也遇上了长篇小说创作最好的时代，有条件担当起文学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如前所述，他们摆脱了诗人王家新所处时代的写作困境，具备双重自由的创作条件，大都衣食无忧，能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也能自由地去写经历的生活与想要的生活。其次，正如金所言：“长篇小说是唯一的处于形成中而还未定型的一种体裁。建构体裁的力量，就在我们的观察之下起着作用，这是因为小说体裁的诞生和形成，完全展现在历史的进程之中。”[28]作为新兴文学，“90后”长篇小说具有双重未完成性：一是长篇小说文体本身的未完成性，内在的对话性以及历史进程的不断塑形，使它总是无法终结；二是“90后”文学创作的生长性与不确定性，未来科技的更新与现代生活经验的扩容，加以动态的青春创造力，使其处于不定型中。

相比前代作家，“90后”长篇小说创作已然出现了若干新质，且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性。例如，他们或许将最大程度发挥作为主体的人的想象力，在长篇小说中建构万物有灵、万物联通的魔幻世界；他们可能进一步加入科技元素和智性因子，在长篇小说中植入缜密的世界设定与虚拟经验，引入悬疑、推理、平行等数理思维，甚至创生新知识与新模型；他们可能参与深化现实主义写作进程，不是追求史诗性与追踪社会热点问题，而是置身同时代人的生活圈中，忠实记录下个人化、私人化的生活经验；他们也可能以更体现个体的思考姿态，转向叙写这一代人灵魂的深，揭示他们内心的幽暗与幽暗中闪现的微光。由此，我们甚至可以相信，“90后”作家将创造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诞生百年来的又一次新形态，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当代文学“十七年”、新时期长篇小说形态的转型。当然，“90后”长篇小说创作同样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挑战，如他们惯用学院派的谨慎表达，容易导致文学叙事循规蹈矩，过分关注个体微小生活体验，亦致使作品易出现思想性停滞与深广度不足。因此，毋庸置疑，他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新质文学没有问题，但其能否打造文学的新经典性，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长篇小说文体发展史”（项目编号：20BZW17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王家新：《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2]王海建：《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3期。

[3]唐诗人：《城市经验与青年写作的叙事变革——“90后”文学论》，《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1期。

[4]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5]郭沛文：《鹌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6]吟光：《港漂记忆拼图》，作家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96 页。

[7]栗鹿：《致电蜃景岛》，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06页。

[8]邱昆树：《从学校记忆透视教育变革：一项口述史研究》，《教育发展研究》2018年第24期。

[9]李唐：《月球房地产推销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28页。

[10]邹广文：《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哲学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11]从“新概念作文大赛”打响“80后”的写作，后又借互联网的公共平台得到文学发轫，“8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以代际的相同情感抢占了读者市场。

[12][法]巴尔扎克：《〈故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王秋荣编：《巴尔扎克论文学》，程代熙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页。

[13]李唐：《身外之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14]参见[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15]参见[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16]陈忠：《智能时代的物性基础与人性制约——文明批评史的视角》，《东南学术》2023年第6期。

[17][18]周恺：《苔》，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06页、106页。

[19]周恺：《从“地方”打量“世界”》，《成都日报》2020年1月6日。

[20]《90后文学新力量李唐：没有为90后代言，为90后的困境发一点微光》，凤凰文化2018年3月27日，

[21]转引自[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与生活艺术》，彭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22][25]孙阳：《生活隐瞒了什么》，作家出版社2023年版，第321页、332页。

[23][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4]张丽军：《从觉醒、佛系、躺平到新觉醒：百年中国青年问题的现实流变与未来路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26]姜明：《大众文化视阈下的中国粉丝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第12页。

[27]邵燕君主编：《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376页。

[28][俄]金：《小说理论》，《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

《大地意识、史诗建构与文体拓展——罗长江〈大地五部曲〉评论集》

晏杰雄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5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6年第1期目录

名家三棱镜·王蒙

王 蒙 温奉桥 | ·政治 ·文学——王蒙先生访谈录

王 干 | 王蒙的两次

郭洪雷 | “蝶变”：书籍、音乐及其他——王蒙小说艺术侧论

“新大众文艺”研究

刘 琼| 关于“新大众文艺”的三个关键词

何言宏| 新大众诗歌的基本主题

李 玮| 从“组织动员”到“有机融合”——“新大众文艺”的传承创新和理论启示

姚苏平| 主体重塑、媒介演进与美学新构——论儿童文学的“新大众文艺”实践

布莉莉| 新叙事艺术的崛起：作为“新大众文艺”的脱口秀

文学史新视野

程光炜| 《王林日记》中的孙犁

郑纳新| 《创业史》与柳青心志

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

晏杰雄| 按照自己内心的写作与生活——“90后”长篇小说简论

陈进武| 论“80后”小说家的历史意识及历史叙事

李 强| 何谓“70后写作”？——对当代文学批评概念的历史化尝试

文学现场

钱理群 李 静| AI时代，人向何处去？——在“理想家”年会上的主题对谈

网络文学研究

房 伟| 坚守、扩容与共识的再生——论中国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倪湛舸著 潘静文译| 重构道教炼丹术、去殖民化超人类主义：21世纪中国修真奇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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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诗亮| 《散文小品选（1956）》与1950年代小品文的文体观念——兼论新中国文学主体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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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霞艳| 文具史笔，史蕴文心——从《璩家花园》谈叶兆言的人文情怀

扬子江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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