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檐》的开篇，罗伟章采用了典型的讲故事的手法，“很久以前……这样开头，像是讲故事。”他似乎在提示着读者，请注意，你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篇普通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且是一个讲故事的历程，来源于“我”的经历。他首先构建出一种情景、一个对话的场域，再由此展开他的讲述，以第一人称叙事。当然，作为小说，孤独的作者写下文字，孤独的读者读到文字，二者之间事实上隔着遥远的空间与时间上的距离，并不可能真正如同说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那样，同处一地，围着篝火，在一种“共在”的语境中获得当下的、具体的联结。然而罗伟章通过讲故事的叙事策略，在形式上努力制造联结，这也正是这篇小说带给我们的启示——在对话中走向联结。“兄弟们哪”，他在文中不止一次地发出这样的吁请，哪怕对话的双方事实上年岁相差甚大，且隔着时代的变迁，然而这一称谓的出现，马上就能使读者想到一句古朴的话语：四海之内皆兄弟。《屋檐》以一个现代故事发出的是铭刻在中国人血脉中的古老回响。

这篇小说具有一种当下罕见的古典气质，尽管其内容反映的是当代生活的变迁，且完全是现实主义的，细节根植于真实的生活。小说的古典性当然不在于矫揉造作的辞藻，或是为陈规陋习招魂的做派，这一类书写称不上古典。《屋檐》的古典气质在于其叙述的口吻，“我”讲述自己的故事，以从容不迫的语调，故事中当然有苦难的部分或者说难挨的生活，但“我”所注目的并非对它们的摹写，而是超越，“在那几十秒的时间里，我进入了阔大的宁静”，小说中的这场宁静是如此之大，它产生于人与人冲突后的和解，正如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仰望天空获得顿悟，人被超出日常的、更高的经验统摄。其古典气质还在于所传达出的对于整全的渴望。21世纪，人的存在可以说已经被解构，科技的发展、AI的诞生让这场解构的力度远超20世纪，庸俗的人进一步被降级为机械的、由生物能驱使的仪器，精神的向度亦沦为泛娱乐化的表演。然而《屋檐》重新发现并关心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关心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为琐碎的、被短视频和八卦新闻裹挟着的肉身重新注入精神——不是通过消费主义获得的良好自我感觉，而是通过觉察和审视——“克己复礼”得到的整体性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试图重新为人确立具有当代内涵的新的法度，其诉求广大：重新为人“立法”。

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叙述者“我”是一位退休教师，他的讲述对象是四位合租自己房子的年轻人，讲述内容是“我”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洲城教书，与另外三户家庭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故事，在具体的日常中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理解。在故事中，“屋檐”是实指，一方面指向过去“我”与人合住的空间，另一方面指向现在租着“我”的房子的年轻人所处的空间；“屋檐”也可以是虚指，指向的是更为广泛的、人与人共处的任何一个场域，乃至于整个社会，都可以是一个巨大的屋檐。人被抛掷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完全随机，没有任何主体意志可言，这本身是一件非常荒诞的事情，然而人又可以为自己制造各种各样的栖居之所，在一个浩大的宇宙中，为自己寻找某个具体的“屋檐”，这又是人的崇高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屋檐”隐喻的是人的处境，是否要为自己立法？在一个人与人共在的世界中实现心灵的栖居。

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即个体的原子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自由的代价是失去了联结，失去和土地的联结、失去和传统的联结、失去和人之间的联结、最后失去和自我之间的联结……人们向往“轻”，并不愿背负任何重担，如小说中的小孟，“吃了一味简化药”，通过回避问题来解决问题，在碎片化的世界中随波逐流。然而叙述者“我”却通过讲故事的技艺在碎片之中呼唤着整全，通过对“重”的接纳和承担，在人与人之间具体的联结中看见自己，“别忘了自己长着心”“保持鲜明而完整的感情”。他不断提醒合租的年轻人，也不断提醒读者，这种提醒并不采用说教的形式，而是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企图由此去触动另外的心灵，让听讲的人通过“心”的共情，而非“脑”的分析去感受和体会。一百年前，艾略特曾于1925年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填充着草的人”，这是一种萦绕在全人类心中的普遍的焦虑，空心化的趋势在一百年后更加显著。面对延续至今的现代性危机，罗伟章通过他的叙述给出了疗治的希望，这篇小说即他开出的药方。

“能让我们彼此看见并看见自己的，不是阴影，是光，连接你我他之间的情感，就是一种光，再难，也值得去追逐，去建立，去信仰。”这并非一种说教，而是一种领悟，小说讲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然而在小说中并非没有“反派”角色，譬如说没有人愿意与之居住的告密者文老师，譬如说贪污的黄主任，对这一类人，作者也不吝于落下嘲讽的笔墨，“恶人总是要多占些便宜。不过也想得通，都成了恶人了，在‘人’的意义上已经输了，在物质利益方面捞些好处，也算不得多大补偿。”这世界上有纯粹的恶人，也有有缺陷的好人，对于前者，当然无须追求任何联结，事实上，正是前者的存在提示着我们联结的可贵。当然，任何一种联结都意味着边界的让渡，譬如说“我”渴求安静而隔壁无业的李秀需要通过看电视驱散寂寞，两种彼此相悖的诉求导致冲突的产生，然而当人按捺住私心——并非出于怯懦而是出于更深刻的共情做出让步，事实上双方都收获了比满足自己的欲求更为重要的东西——在自己身上也在他人身上照见人可以具有的高尚——一种光明和安宁。

许多年以前我曾读到这样的句子并深以为然：小说应该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更坏。然而当下许多小说并不具备这样的伦理效果。罗伟章的这篇小说《屋檐》不仅以其书写重新为人立法，同时也驱散着围绕在文学上空的阴霾。这篇小说是一个疗治“现代性”的药方，然而正如小说中所讲的那样，一是需要有人敢给药，二是愿意吃下去，任何一个药方都必然带有苦涩的滋味，是否服用，服用多少，因人而异。但不可忽视的是，其存在便提示着我们有疗治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屋檐》复原了小说，或者说叙事本身应该起到，却逐渐丢失的伦理效果——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并带领我们在精神上飞升。

（作者系书评人）